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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东路事件的缘起

发布时间:2019-08-05 21:16 来源:未知 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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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东铁路又称东清铁路或东省铁路,简称东铁,它是沙俄侵华的产物。19世纪末,沙俄为侵略中国东北,称霸远东,根据1896年的《中俄密约》,在中国的土地上,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和沿路的各种器材而修筑的从满洲里经哈尔滨至绥芬河的中东铁路主线,与俄国境内的西伯利亚大铁路相接。

  后来又根据1898年的《旅大租地条约》,修筑了从哈尔滨经长春至大连的中东铁路支线,从而形成一条由主线余公里的“丁”字形的中东铁路。这条纵横贯穿中国东北三省的铁路成为沙俄对中国东北进行经济、政治和军事侵略的工具和基地,实际上造成了沙俄控制中国东北的局面。

  1929年7月,中苏之间由于中东铁路的路权归属问题,爆发了中东路事件,引起武装冲突。战斗主要在中国的满洲里和扎赉诺尔地区展开。从7月末开始直到11月,大小战斗进行了数十次。起因是中国东北当局将中东铁路电报电话收回,将苏联职员遣送回国。苏军与东北军发生武装冲突后,国民政府对苏宣战。

  11月,苏军先后攻占扎赉诺尔、满洲里、海拉尔。中国军人死伤及被俘人员9000余名(伤亡2000名,被俘7000余名)。据苏方统计,苏军被击毙143人,失踪4人,受伤665人。苏军胜,12月20日,张学良派代表与苏签订《伯力协定》。12月26日,“中东路事件”以中方接受苏方提出的恢复中东铁路中苏共管的原状、双方释放被俘人员而宣告结束。值得一提的是,中东路事件期间,苏占据我国领土黑瞎子岛,这是日后中俄在领土争端中最难解决的问题之一。

  张学良一生中做过两件震惊中外的事。一件是“西安事变”,另一件就是他28岁那年发起“中东路事件” 。“改旗易帜”后的张学良,于1929年7月做出一件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事件,这一事件的不幸结果是,张学良惨败,不得不与苏联签订《伯力协定》,黑龙江与乌苏里江之间夹角地带最东端的黑瞎子岛被苏军占领 。

  直到1929年,已经是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在这块1689年签订《尼布楚条约》时明确了属于中国的领土上,仍在继承老沙皇俄国的衣钵,行使着对东清铁路、电话电报、矿产森林等的各项权利 。

  1928年6月,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后,时任外交部长的王正廷在南京发动了一场以修订不平等条约为中心的“革命外交”,将列强在华特权分为五类,革命外交将分为五期进行,包括恢复关税自主权、取消治外法权、收回租界、收回租借地,以及收回铁路利权、内河航行权、沿海贸易权等 。 拥护统一的张少帅,当然要向苏联方向讨还山河 。

  于是张学良从7月开始驱逐中东铁路苏联职员,查封哈尔滨市内的苏联商业机构,7月18日苏联政府宣布对华断交,中苏边境吉林段开始集结苏军 。海拉尔失陷后,哈尔滨、黑瞎子岛也随之被俄国人占领 。1929年12月20日,张学良在美方的调停下与苏联签署了《伯力协定》,对此协定国民政府并不承认,并称以张学良为首的地方代表无权参与国与国之间的谈判 。

  沙俄(1700~1917)独占中国东北的局面,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大陆政策”所不容,遂于1904年日本挑起了日俄战争。沙俄败北后,依据1905年的《朴茨茅斯条约》,将中东铁路长春至大连段割让给日本,并改称南满铁路。其余,以哈尔滨为中心,东至绥芬河(东线),西至满洲里(西线),南至长春(南线),仍为沙俄所控制,时称中东铁路。从此,中国东北地区以长春为界,分别成为日俄两国的势力范围。

  从俄国十月革命直至1924年签订中苏协定,中东路仍为沙俄残余势力所盘踞。同时,日、美、英、德等帝国主义也乘机插足,进行争夺。原中东路俄方局长霍尔瓦特及其残余势力仍然赖在中国不走,企图利用中东路沿线地区的军队和经济实力,从事反对苏维埃政权的活动。

  1919年7月25日,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正式发表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政府对中国人民和南北政府的宣言》,声明废除沙俄同中国政府所缔结的一切秘密条约和一切特权,放弃沙俄政府从中国攫取的满洲和其他地区的权益。1920年9月27日,苏俄政府发表第二次“对华宣言”,重申遵守第一次对华宣言所声明的各项原则,并表示了苏俄政府要与中国共管中东路的意向,提出“中俄两国政府,对于经营中东铁路办法中,关于苏俄对于该路之需要,允订专约”。但是当时的中国北洋军阀政府在外交上不承认苏俄政府,对其两次对华宣言采取听而不闻的态度,致使中东路仍被沙俄残余势力和国际帝国主义所控制,继续成为反苏与侵华的工具。 从1921年开始,苏俄政府先后三次派人来华,商谈两国复交等事宜。北洋军阀政府于1923年开始,与苏俄进行建交谈判。1924年5月31日,中苏达成建交协议,签订了《中俄协定》(即中俄解决悬案大纲15条,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1条,声明书7项)。关于中东路,“悬案大纲”说:“两国政府声明: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并声明,除该路本身营业事务直辖于该路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如司法、民政、军务、警务、市政、税务、地亩(除铁路自用地皮外)等,概由中国官府办理。”“苏俄政府允诺,中国以中国资本赎回中东铁路及该路所属一切财产;并允诺,将该路一切股票、债票移归中国”。

  “两国政府承认对于中东铁路之前途,只能由中俄两国取决,不许第三者干涉。”“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中规定:中东路设理事会,为议决机关,置理事10人,理事长为中方,副理事长为俄方。本铁路设局长1人,由俄方担任,副局长2人,俄华各1人担任,均由理事会委派,由各该政府核准,其职权由理事会规定;路局正副处长由理事会委派,如处长为华人,则副处长为苏俄人,反之亦然;路局各级人员按中苏两国各半任用。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1924年5月31日)、《中俄暂行管理中东铁路协定》(1924年5月31日),随后,苏俄政府鉴于中东路处于奉系军阀张作霖统治的势力范围内,乃于同年9月与东北地方当局签订了《奉俄协定》,其中除了包括《中俄协定》之内容外,还把中东路无偿全部交给中国的期限以旧俄时代规定的80年缩短为60年(至1956年9月7日期满);并在此期间内允许中国赎回,赎路价款由双方估定该路实价后,以公道原则确定。同时对东北与苏俄有关系的界河、界湖航运问题也作了规定。《奉俄协定》签订后,苏俄立即更换了中东路俄方主要负责人,使沙俄旧党无从抵抗,排除了外国势力的干扰。根据协定的原则,中东路恢复了正常营运。 苏俄的对华政策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东北的种种行径形成极大的反差。日本通过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企图长期占领东北南部、东部和内蒙。根据“二十一条”有关条款,日本要把旅顺、大连和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租借期延为99年,并强迫中国承认日本在南满和内蒙古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及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等。

  日本通过“满铁”长期霸占和经营长春至旅顺的南满铁路,以及安东至奉天、大石桥至营口、奉天至抚顺等支线。满铁还以“附属地”的名义,在铁路沿线霸占大片土地,并行使行政、司法、征税、警察权等,俨然成为国中之国。日本还以保护其侨民和铁路为名,在铁路沿线的重要城市驻有日本的野战军和守备队,充当侵华工具。这是日本侵略者埋在中国东北的一颗定时炸弹。从当时东北亚地区的各国动向看,真正威胁中国东北安全的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而不是革命后的苏俄。 1929年东北易帜前后,南京国民政府头面人物吴铁城来到东北,与张取得联系,曾有言“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大;不到东北,不知东北之危”,蒋介石更是片面夸大苏联在东北的势力,使张学良认为苏联在东北势力对其统治构成威胁。同时蒋认为东北依旧是一个独立王国,奉俄开战,只会使自己获得渔翁之利。

  同时,东北军中一些少壮派,向张提供了一些错误的讯息,说苏联内部空虚,战端一开,必然土崩瓦解,尤其连年收成不好,军需民食大成问题,即或引起战争,最后胜利必然属于奉系,张学良决定对苏实施强硬政策。 这些人以中东路督办吕荣寰为首(兼任中东路中方理事方,九一八后曾任伪满产业大臣、伪满驻南京大使等职)。孙科在十多年后的《中苏关系》一书中,提到张学良发动中东路事变是“宵小”所致,所指的宵小就是吕荣寰。据许多东北军老人回忆,吕之所以要挑起中东路事变,是因为中东路历年铁路盈余很多,苏方局长主张用于建设,修建铁路,而吕荣寰等则要按股分利,以便从中贪污,于是怂恿张学良强行收回中东路,以致酿成战事。

  主张收回中东铁路路权的除吕以外,还有负责对苏外交的东省特区长官张景惠和在张手下办理对苏外交的特区教育厅长张国忱、中东铁路理事邹尚友(后任南京政府外交部司长、公使、大使等职)、李绍庚(后任中东铁路理事长,九一八投靠伪满,任中东铁路督办,1935年任伪满州国交通大臣衙任外交部大臣,1945年3月任伪满驻南京大使)等。(张国忱、邹尚友、李绍庚全是哈尔滨商业学校毕业的学生。这个学校是帝俄在哈尔滨办的学校,华人学生从小在俄国人家里寄住,所授的课程也全是俄文课本,由这个学校毕业的学生不但俄语很好,就是生活习惯和世界观也是帝俄那一套,对帝俄时代的将军也有特殊的崇信。

  张国忱有一个白俄顾问是帝俄时代的将军,名叫托玛夫斯基,他向张建议说:“苏联有大饥荒,人民奄奄待毙,对于政权极度不满,欧美各国对于苏联也有仇恨,倘若有人此时发难,必倒台。中国若能趁这个机会将中东路主权一举收回,不但苏联此时无力进行反抗,就是世界列强也必双手高举,赞成中国的行动”。张、邹等人此时正想挤掉吕荣寰,由张取而代之。他们对吕不懂俄语,不谙俄情,却占据肥缺,心有不甘,同时他们有南京政府外交部也有联系,由蔡运升去职、邹尚友到外交部任职可知。

  至于张景惠,他是张学良的父执,而东省特区行政长官一职,在东北非常重要,这一要职甚至比省主席还要重要。因为北满经济动脉中中东路的一半经营权和沿线的地亩、教育、工矿等行政管理权,以及有二十万以上白俄居住的哈尔滨管理权,都归其所有,而张是人所共知的庸碌无能、事理不明,是非不分。托玛夫斯基则企图利用中国在西伯利亚搞复辟,日后在东北组织的两路拒俄联军全有身着军服的白俄人参加。 东北军也有不少人反对对苏采取强烈,“辅帅”张作相就是其中反对最强烈的一位,他对张学良说:收回中东路是好事,可是这事非同小可。进兵接收,势必要打仗,我看用全国力量对付苏联,也未必能打胜,只凭东北军去打苏联能行吗?恐怕收不回中东路,反而惹出麻烦,也要防止日本人乘机捣乱。张学良觉得张作相把困难想的太多,派人回吉林规劝张作相:“根据多方情况,苏联决不能在远东作战,收回中东会马到成功的。”张作相看到张学良主意已定,也就不再坚持,但张作相的意见后来都不幸料中。

  步兵第四旅旅长刘翼飞也反对出兵,张认为刘是支持其出兵,原意让刘去吉林劝张作相,对刘说拟派十个旅开赴东铁沿线收复中东路,结果刘十分直接地回答:“我们如果仅仅出十个步兵旅就能击败苏联的话,那我们就不致退回关外,老将也不致遇害了。”张说:“根据各方情况,苏联决不能打!”刘说:“从军事学来看,打仗有没有把握,不在于敌人能不能打,而在于我们怕不怕和行不行。”张中止派刘去吉林,对人说:“怎么翼飞这次也气馁了呢?”

  苏联对华断交之后,王家桢(张学良秘书,在日本很有影响力,田中奏折就是他通过蔡智堪搞到的)接到驻东京办事人拍来的电报说苏联对华断绝外交了,他知道事情严重。苏联与中国断交,南京肯定能先接到通知,那么南京也不能不首先通知东北当局,但当时南京政府方面毫无消息。当时张学良在北戴河避暑,王拿着电报大帅府秘书厅向王树翰秘书长说:“事情弄严重了,苏联和咱们断绝国交了!”王树翰很吃惊地说:“你怎么知道?从哪来的消息?”王家桢出示了东京来电,王树翰非常惊慌地打电报给张学良,请张即日返沈。让王家桢气愤的是,这个绝交消息在报纸上公布以前,南京始终未告知东北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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